達喀爾拉力賽不是一場單憑技巧和運氣取勝的短兵相接的格斗，而是一個充滿曲折、離奇，以及欣慰和苦痛、甚至悲傷，富于韌性的戰(zhàn)役和博弈過程，在某一種程度上講，它能夠折射出人生境界和社會歷史演變的光芒變幻。
安迪·科爾德考科成了第28屆達喀爾拉力賽的第一個捐軀者。他是為這個殘酷的賽事犧牲的第23位車手。在9日從努瓦克肖特到基法、全長874公里的賽段上，這位摩托車手摔倒在離出發(fā)點250公里處，頸椎折斷。
10日早上傳來了這一噩耗。對于這兩屆達喀爾拉力賽來說，10日成了一個悲傷的日子。去年的這一天早上，駕駛69號摩托賽車的侯賽·馬努埃勒·貝雷斯因傷勢過重而去世。他是在6日從祖埃拉特到提吉特的賽段上受傷的。
死亡，成了達喀爾拉力賽悲壯、殘酷和離奇的一個撼人心魄的注腳。
這一致命的威脅，就連這一賽事的創(chuàng)始人切爾利·薩賓也未能豁免。1986年1月14日，他駕駛直升機遭遇風暴，機毀人亡，享年39歲。
除了比賽成績，死亡、受傷、退出，成了人們關(guān)注達喀爾賽事的三大內(nèi)容。但是，如果我們從達喀爾賽事越來越興盛、關(guān)注度在全球越來越大的事實來做一個冷靜的分析，就會發(fā)現(xiàn)，比起其他賽車運動，乃至一般體育運動項目來說，它更能喚起人們心靈深處的東西。那就是，在最為惡劣、原始的自然環(huán)境里，人類向自身能力的極限發(fā)起挑戰(zhàn)，用最殘酷的方式來喚醒、激發(fā)潛藏在心靈深處的冒險精神，磨礪人的意志，考驗人的耐力。這個冒險活動的參與者是一群最有勇氣、技藝超群的人，因而受人尊敬和關(guān)注。人類文明就是在這樣一個冒險和探索兼而有之的動力的驅(qū)動之下得以發(fā)展的。
達喀爾拉力賽不是一場單憑技巧和運氣取勝的短兵相接的格斗，而是一個充滿曲折、離奇，以及欣慰和苦痛、甚至悲傷，富于韌性的戰(zhàn)役和博弈過程，在某一種程度上講，它能夠折射出人生境界和社會歷史演變的光芒變幻。
對于人來說，與其說達喀爾拉力賽是一場體力和車技的比拼，倒不如說是一次長時間的意志和智慧的錘煉；對于一輛車來說，與其說是技術(shù)的驗證，倒不如說是可靠性的考試更為恰當；對于參賽的團隊來說，與其說是一次榮譽和體驗，倒不如說是一次提升管理素質(zhì)的拉練。在去年，鄭州日產(chǎn)總經(jīng)理郭振甫說過一句耐人尋味的話：“如果說(鄭州日產(chǎn))第一次參賽勝利跑完全程是偶然的話，第二次參賽獲勝就是必然。”
圈內(nèi)人士把達喀爾拉力賽比喻為“精神放牧”，我同意這個說法。去年12月30日，在巴塞羅那等待參賽車輛行政檢查時，我發(fā)現(xiàn)還有一輛“挎子(帶邊斗的三輪摩托車，編號為250號)”、一輛很像老甲殼蟲的雪鐵龍老爺車(編號為400號)和許多裝著四個小輪轂的沙灘摩托車�？上攵鼈兪请y以完賽的，但我們在達喀爾的玫瑰湖畔又看到了那輛雪鐵龍老爺車，盡管它的編號上打了一個大大的叉，說明它已退出比賽，它可能是順著公路跑到玫瑰湖畔的。明知不能完賽，這些車手為什么還要這樣做呢？富裕的歐洲人為什么不待在家里，或者去到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去徜徉呢？弄一輛車，花一筆改裝費，甚至交一份不菲的參賽費，對他們而言，可能都不是什么問題，但賽事中的風險和惡劣的環(huán)境，他們應(yīng)該是知道的�？v然如此，他們還要“搞笑”似地參賽，原因可能正如顏老兄所說的，他們要“放牧”自己的精神吧。
如果說是“精神放牧”只反映了達喀爾參賽者精神境界中個人心理上追求驚險刺激的一面，那么，車手之間扶困濟危、甚至車隊之間相互幫助的大家庭精神，則是一種“精神升華”。
帕拉丁車隊已經(jīng)參加了三屆達喀爾拉力賽，不管是周勇、徐浪，還是盧寧軍，在危難時候，三位中國車手都接受過外國車手的幫助，有時是別人用車把他們從沙窩中拉出來，有時是別人勻給他們一點油；反過來，三位中國車手也屢次向陷入困境的外國車手力所能及地伸出援手。這種互助精神和人道主義精神，是在充滿絕境的達喀爾征程上所特別需要，也是當前我們這個正處在轉(zhuǎn)型過程中、急劇變革的社會所渴求的。
看達喀爾拉力賽，除了“玩”，我們還能看到些什么？(秦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