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城管，你會做出怎樣的評價？

　　就在前幾天，江蘇省常州市城市管理局就被惡搞了一把。

　　在該局網站的首頁上，“城管隊員按摩女河蟹一家齊歡樂”的大標題赫然在目。在這個標題下面，“城管隊員深入實踐，集體視察洗頭房”，“城管隊員深入實踐，集體毆打小販”，“城管隊員武藝高強，菜農潰不成軍”等小標題取代了原本應該嚴肅的網站內容。

　　  被惡搞的常州城市管理局并沒有得到民眾的同情，相反，在這則新聞報道后，搜狐網為其做了一個小調查，在5000多個投票中，僅有1.63%的人認為黑客太囂張，應該追究其責任。而認為“這是社會現實的反映”、“希望這件事能讓執(zhí)法者反思”的占到了95.98%。

　　不僅是常州市城管，就在最近幾個月，北京出現城管秘籍，深圳城管被小販捅死，綿陽城管入戶打狗被反鎖，幾乎每一次與城管相關的新聞都會引起社會強烈反響。

　　究竟是什么讓城管總是處在公眾的負面評價當中？

　　城管工作的尺度如何把握

　　“我覺得城管的理念有問題�！睎|方小白這么對記者說。

　　東方小白是河北一家媒體的從業(yè)人員，他很不理解為什么城管要對小商小販圍追堵截。

　　“如果不擺攤，那些小商小販可能連生活來源都沒有了，他們?yōu)樯�計奔波，卻被城管追得東躲西藏，甚至被打罵�！睎|方小白說，如果沒有母親擺攤，自己也許連大學都讀不下來。

　　東方小白出生在河北省一個縣城，父母都是普通工人。1996年，東方小白考上大學，弟弟在讀高中，但這個時候，父母雙雙下崗。一家人的生活都成了問題。

　　為了維持這個家，母親加入小商販的隊伍，在自家樓下一個自發(fā)形成的市場中賣菜。早晨四五點就去批發(fā)蔬菜，一天忙碌下來收攤回家，往往都在晚上十點之后。辛苦自不必說，遇到城管，還要迅速地連人帶菜躲進小胡同，等城管走了再出來繼續(xù)賣。

　　就是靠著母親賣菜的收入，東方小白和弟弟相繼完成學業(yè)。

　　“兄弟兩人上大學，前后8年時間，母親都是這樣辛苦過來，沒有母親擺攤賣菜，我和弟弟連大學學費都沒有�！睎|方小白說，直到自己工作一年之后，母親才結束擺攤的生活，而原來同母親一起擺攤的人中，很多至今還在過著同以往一樣辛苦的生活。

　　東方小白對城管不允許小商小販沿街擺攤的做法非常不理解。在他眼中，小攤販不是城市的污點，是部分窮人的生活來源，不能為了城市的形象驅逐他們。

　　東方小白所同情的小商小販，在一些城市往往都是在動蕩中討生活的人群，一聲“城管來了”，他們就得奪路而逃。城管的惡名，大多因與這些小商小販的扯皮糾紛而來。

　　而這樣的事情，在很多城管工作人員看來，同樣頭疼。

　　“按照相關的法規(guī)，流動攤販是違法的，應該取締。”廣東省中山市城管執(zhí)法局局長薛飛英說，如果城管不管那些小攤小販，那就是失職，流動攤販很快就滿大街都是。如果要管，很容易就會跟小商販起摩擦。

　　3年前曾是公安局局長的薛飛英在來到城管執(zhí)法局后發(fā)現，城管的工作一點不比公安工作好做。他也同情那些辛苦討生活的小商小販，但按照國家法律法規(guī)，小商販又不能不管。

　　不僅僅是流動攤販讓城管頭疼。路面停車管理，生活噪音、油煙污染管理，寵物管理，違章建筑、戶外廣告標語懸掛管理，都是城管每天工作中所要承擔的責任。

　　薛飛英告訴記者，政府投入大量建設財力一個城市，需要一個美麗整潔的市容市貌，市民也不希望看到道路被擠占、垃圾亂扔的城市，但城管人員執(zhí)法時也不能不考慮那些弱勢群體的生計問題。怎么才能做到讓政府滿意、市民滿意？城管工作人員壓力太大。

　　按照工作要求，在中山市，城管工作人員進行行政執(zhí)法時，先要對違法違規(guī)者進行勸導、教育，多次無效后才可以進行行政處罰，不可以與群眾發(fā)生肢體沖突。

　　“勸導教育很不容易�！毖︼w英告訴記者，就在中山市的孫文公園門口，大概200多平米的地方，有七八個流動攤販天天在擺攤，而這個地方每天都有大量中外游客來來往往。為了勸導這些小商販到合適的地方擺攤，薛飛英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跟小商販溝通、勸導。

　　“有些小商販根本就不聽勸導，城管工作人員在多次勸說無效之后也會煩躁。”薛飛英說，但城管工作人員無論如何都不能跟群眾發(fā)生肢體沖突。

　　2007年進入城管執(zhí)法局工作的林立輝也有與薛飛英一樣的感受。當年來到福建省漳州市城管執(zhí)法局工作時，他的孩子還向他抱怨過這個職業(yè)在同學中名聲不好。

　　林立輝的疑問是，城管工作既要照顧市容市貌，也要照顧到民生，這個度該怎么把握？

　　“我們的工作是不讓那些違法違規(guī)者獲得非法利益，但老百姓卻不認為有的問題是違法了�！绷至⑤x說，比如有的違章建筑，群眾確實需要，但政府的規(guī)劃又不允許，城管去拆除就會跟群眾發(fā)生利益沖突。

　　由于城管所做的工作大多是處罰，直接影響到一些人的利益，沖突自然而然容易爆發(fā)。

　　2006年8月，北京市海淀城管監(jiān)察大隊海淀分隊在中關村查抄無證商販時，商販崔英杰就因為其三輪車被沒收而與城管工作人員李志強發(fā)生沖突，持刀刺中李志強頸部致其死亡。

　　2008年1月，湖北天門，50多名城管人員在執(zhí)法時將路過的一名群眾毆打致死。

　　在河北，一家報社曾經策劃了一個小商販與城管面對面的活動，一些小商販的代表和城管都愿意參加。但到了活動前一天，這些小商販紛紛電話告知以各種各樣的理由推辭了，真實的原因就是怕當面向城管提意見之后被報復。

　　沒有一部法律規(guī)范城管

　　難道城管只能招人恨？

　　東方小白告訴記者，他有個鄰居曾經是城管，在退休之前，東方小白一家人都覺得根本無法與這個鄰居相處。然而，在這個鄰居退休了之后，東方小白的父母與之成為了很好的朋友。

　　提起自己的工作，其實很多城管工作人員也表示無奈。

　　薛飛英說，在數次機構改革中，城市管理中最難的一些任務交給了城管，而這些工作往往跟市民生活密切相關。

　　其中一次改革是1997年，這一年，國務院法制辦進行了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制度改革，城管就是作為這項改革的載體出現在人們的生活當中。

　　而在此之前，國家行政執(zhí)法隊伍太過龐雜，各個職能部門各管一攤，分別擁有處罰權，社會上戲稱“十個大蓋帽圍著一個草帽”。據了解，當時上報國務院要求擁有統(tǒng)一制服、標志的執(zhí)法隊伍就達20多個。

　　據青島市政府法制辦副主任馬耀清介紹，1997年的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制度就是為了減少執(zhí)法部門，用十個大蓋帽換一個大蓋帽，城管的出現就是為了這個目的。

　　改革推行了下來，工商、環(huán)保、公安、建委、市政等部門的部分職能劃給了城管，但問題也隨之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