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后的廢墟,水泥板的一端壓著姐姐,另一端壓著弟弟。救援者只有能力救活一人,如果你是母親,將如何抉擇?這是電影《唐山大地震》留給人性的一個難題。當徐帆扮演的母親,無助而絕望地吐出“救弟弟”三字時,石板下的姐姐,也在黑暗中陷入了同樣的無助和絕望。23秒鐘的一場災難,帶來了一個家庭32年的生離死別。對他們三人來說,活下來只是這個故事的開始。
這注定是一道無解的難題。母親難以逃脫自責的負罪感,女兒也無法面對母親放棄自己的心靈創(chuàng)傷。這里的無解,并不是故事的無解,而是人性的無解。人類如何才能修復這種因災難或苦難帶來的人性扭曲?這是馮小剛拍攝《唐山大地震》時,一直在真正面對的難題。父親死了,眼睛永遠地閉上了;母親和女兒雖然活了,但內心的傷口卻一直張開著。人們在電影院中流下淚水,不僅是為這對母女,更因為災難對生命和人性的傷害與扭曲。
我是含著淚看完這部電影的,很多年沒有這種觀影體驗了。無論是對故事、畫面節(jié)奏的把握,還是對觀眾情緒的駕馭,馮小剛都顯示了他嫻熟的功力。對大地震的災難表現(xiàn),馮小剛也處理得恰到好處,即形成了對故事發(fā)展的推動和壓力,也沒有過度渲染。人們流下的淚水,其實是對自己人性的一次凈化,流出的不過是那些遮蔽人性的雜質。
其實,無論天災還是人禍,讓經(jīng)歷苦難的人發(fā)出聲音,不僅是對那些受難者生命的尊重,也意味著將那些個體的苦難記憶,轉化成民眾可以用來自我教育的公共記憶。這種記憶,對一個民族,是最為重要的精神財富。
從這個角度說,馮小剛的《唐山大地震》邁出了我們對于苦難記憶的第一步。盡管這一步走得非常小心和艱難,但仍是重要的一步。
沒有人能預料到,苦難或災難會在何時何地發(fā)生,它往往在人們最無提防的時候突然來臨,就像汶川和玉樹地震一樣。不愿面對傷疤和苦難的人們,卻要以這種更殘酷的方式,來面對歷史的蘇醒。所以對苦難的揭示和記憶,也是一種對創(chuàng)傷的安慰和對人性的追尋!短粕酱蟮卣稹肪褪沁@樣一部寓言,它用一個帶著體溫和血淚的故事,讓我們重新看到了在苦難重壓下人性的尊嚴。
那些死亡者的生命不會回來了,那些受難者失去的青春也不會回來了,但這種對于苦難的聆聽和見證,會讓我們對現(xiàn)實始終保持一份清醒。實際上,在這個麻木迷茫的年代,做一個對苦難歷史的記錄者和見證人,也是一份駭人的行動和責任。
□葉匡政(文化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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