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大家周汝昌：簽名核桃般大小 下字半套上字

　　“話到津城六百年，萬艘曾聚一橋連。銀河臥地星輝燦，虹影龍光第一篇。”2004年紀念天津建城六百周年時，我約周汝昌先生寫了一組名為“六百春秋話天津”的文章，發(fā)在《天津日報·滿庭芳》的“沽上叢話”專欄。此詩即出自這組文章的第一篇《虹影龍光天津橋》中。周汝昌先生是從天津走出去的紅學大家，他一直熱愛自己的家鄉(xiāng)，幾十年來發(fā)表了無數(shù)歌頌天津的詩文，深受三津七十二沽廣大讀者的敬重。

　　日月忽其不淹兮，一晃，我已經(jīng)有十多年沒見到周汝昌先生了。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我在京、津兩地曾多次目睹周先生的風采。但也有一件令人遺憾的事。大約在1988年，一天下午，我完成采訪任務回到報社，見辦公桌上壓著一張紙條，一看，是文藝部名編輯張仲老師昨天下午寫給我的，告訴我今天他要陪周汝昌先生逛古文化街，讓我一同參加。因昨天下午我出去采訪沒回報社，當時家里沒裝電話，更沒有什么“呼機”，仲老沒有別的方式通知我，因此我就錯過了一次與周汝昌先生“親近”的機會。轉天，我看到《天津日報》第二版刊出仲老親自寫的一篇通訊（凡署“本報記者張仲”的新聞稿，一定是很重要的），報道了周汝昌先生游覽古文化街的實況，里面還提到街上由周先生以獨特的瘦金體題寫匾額的一座小公園“宮南別苑”（現(xiàn)在已經(jīng)消逝了）。我想，如果我參加了這次活動，仲老一定會讓我來寫這篇通訊的。

　　周汝昌先生的手跡，我也有幸見過不少。那時，文藝部老編輯張金池老師負責編發(fā)周先生的稿件，他極為認真，每次都先將周先生的原稿謄錄一遍，看不清楚的地方隨時與周先生查對核實，再將自己謄清的稿子發(fā)排，這樣就減少了見報出錯的幾率。我與金池老一同編過“滿庭芳”，他對我非常關照，也經(jīng)常拿周先生的原稿給我看，讓我?guī)椭�辨識其中的一些字詞。在我二十多年的編輯生涯中，接觸了大量像張中行、孫犁、周汝昌、吳小如這樣大師級作者的原稿、手跡，一方面鍛煉出一種能夠裕如地應對和處理名家稿件的信心和能力，一方面也從他們的原稿、手跡中直接感受和吸納了豐富自己人生和修養(yǎng)的博大氣息。這，對于從事為人做嫁衣的編輯職業(yè)的人來說，也算是一大便利與收益吧。

　　近十年來，周先生刊載在《天津日報》上的文章，多半是由我編發(fā)的。比起仲老、金池老來，我的條件優(yōu)越多了，因為稿子已經(jīng)由周先生的女兒兼助手周倫玲（有些書上也作“周倫苓”）謄清，或者由周先生口述、倫玲大姐筆錄完成，并通過電子郵件傳來。我自幼就是個“紅迷”，上大學時就發(fā)表過兩篇關于《紅樓夢》的評論文章，十幾年前寒齋集存的有關《紅樓夢》的書籍就有整整一書柜，所以由我來編輯周汝昌先生的稿件，周先生和倫玲大姐非常滿意，雙方合作默契。這表現(xiàn)在：第一，近些年，經(jīng)我約稿、編輯，刊發(fā)在“滿庭芳”上的周先生文章有幾十篇，包括幾組系列文章。其間，周先生還將他新出版的《紅樓小講》（曾在“滿庭芳”連載）等著作賜我，因他目力極低，書上他簽名的字都是核桃般大小，而且是下面一個字半套著上面一個字。第二，倫玲大姐不僅給我傳來大量周先生的文章，而且把她自己寫的重頭文章及時供我刊用，如2006年3月12日她在“滿庭芳”頭條發(fā)表的《幫父親編書》一文，向世人介紹了周汝昌先生在米壽之年有八本紅學書籍問世的盛況及過程，“為的是讓讀者了解一下成書的來龍去脈，了解一下父親寫作的艱辛”，見報后很受讀者關注。第三，周先生和倫玲大姐不僅自家長期供稿，還熱心地為我推薦了一些優(yōu)秀作者，如中華詩詞學會副會長、著名學者周篤文先生，他在“滿庭芳”發(fā)表的《詩家本色絕清奇———談談沈鵬先生的詩緣》一文，就很有分量，書法大家、原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主席沈鵬先生看到報紙后，還特意賜書給我，表示十分滿意。

　　周汝昌先生愛家鄉(xiāng)，家鄉(xiāng)人民也惦念著他。這些年，我分別從他的故鄉(xiāng)津南咸水沽鎮(zhèn)的朋友那里，從天津水西莊研究會、南市街紅學會、實驗中學那里，從名畫家杜明岑先生、名中醫(yī)張貴發(fā)先生那里，收到過周先生健康愉快的信息。2008年4月13日，在周先生九十一華誕前夕，天津日報文藝部主任宋安娜和津南文友一起，專程進京為老人賀壽。安娜回來說，周先生耳目雖弱，但文思清晰，話語精當，精神矍鑠，談興很好。我聽了十分開心，又想到近年周先生在央視“百家講壇”上的精彩演講，覺得將“寶刀不老”這個詞送給他，簡直是再合適不過了。

　　羅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