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聯(lián)軍拋出圈套論為洗劫火燒圓明園開脫?(圖)(4)

　　自強運動

　　將瀕臨崩潰的王朝再續(xù)60年

　　在圓明園被焚之前逃亡熱河的咸豐皇帝,至死沒有再踏回北京一步。但他從臣子的奏折中,知曉了圓明園被毀損的一切。如前所述,他在悲憤之下吐了血,并很快于次年去世。

　　讓后人作為話柄的是,北京條約簽署的前后,他最關(guān)心的仍是堅決抵制侵略者親遞國書。

　　咸豐皇帝英年早逝后,同治皇帝載淳繼位,在他君臨華夏(背后是兩太后垂簾)的十余年間,大清有了中興的氣象。芮瑪麗在《同治中興》序言中說,“不但一個王朝,而且一個文明看來已經(jīng)崩潰了,但由于19世紀60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他們終于死里求生,再延續(xù)了60年�！�

　　1860年,清朝面臨的不僅僅是圓明園被焚、條約制度的進一步深化,還有揮之不去的內(nèi)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清朝的杰出將領(lǐng)在鎮(zhèn)壓太平天國運動的過程中,借助了洋槍洋炮和西式輪船,它們發(fā)揮的作用,加深了精英群體必須學習西方技術(shù)的認知。清朝和平主義的方略可能并沒有錯,但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的時代,即使出于自保的需要也不應(yīng)再對世界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保守的勢力開始受到?jīng)_擊。

　　“從1861年開始,‘自強’一詞在奏折、諭旨和士大夫的文章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這表現(xiàn)出人們認識到需要一種新的政策,以應(yīng)付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所發(fā)生的史無前例的變化�！薄秳�橋中國晚清史》說,“自強一詞是1860年英法聯(lián)軍占領(lǐng)北京以后第一次出現(xiàn)的,它是清朝新的對外政策的一部分,它強調(diào)要與歐洲列強妥協(xié),接受條約制度,雖然主要的重點放在與列強保持和平方面,但建立中國自己的力量仍被視為有助于維護這種和平的局面�！�

　　圓明園的廢墟,仍是一個巨大的隱喻,促使時代面對它的落敗、教訓和挑戰(zhàn)。同治皇帝,就曾接到大臣的奏折,提醒其謹記1860年的恥辱。當同治皇帝1873年打算重建圓明園時,收拾二次鴉片戰(zhàn)爭殘局的恭親王奕��,表達了堅決反對的態(tài)度,認為這是一種對國家財富的浪費。

　　兵工廠、造船廠開始興建,還有培育外交翻譯的同文館。更重要的是,作為專司外交的機構(gòu),總理衙門橫空出世。以前,朝廷的理藩院和鴻臚寺,牽涉到的外交業(yè)務(wù),大抵都是有關(guān)朝貢國的。芮瑪麗將這個機構(gòu)的設(shè)立看做是同治中興期間最引人注目的制度改革�！秳�橋中國晚清史》則表示,“對于自強運動努力的成敗,至少是部分地取決于總理衙門的政治勢力�！�

　　自強運動的努力成效,在后來甲午戰(zhàn)爭中受到檢驗。在一個習慣以當下成敗論績效的世界里,這無疑是一個慘淡、令人喪氣的結(jié)局。但無論如何,中國被動進入現(xiàn)代化的征程從此再也沒有真正意義停止過,有的只是在社會進步的理性自負下,階段性地進三退五或原地打轉(zhuǎn)。

　　眾聲喧嘩。圓明園的廢墟仍橫亙在那里,寂寞如斯。它昭示了失敗的教訓,但未來的方向,仍有待發(fā)現(xiàn)的眼睛。

    南都首席記者 韓福東　

　　(參考書目:[法]伯納·布立賽著《1860:圓明園大劫難》,汪榮祖著《追尋失落的圓明園》,[英]特拉維斯·黑尼斯三世、弗蘭克·薩奈羅合著《鴉片戰(zhàn)爭:一個帝國的沉迷和一個帝國的墮落》,[美]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潰:鴉片戰(zhàn)爭再研究》,[美]史景遷著《追尋現(xiàn)代中國》,[美]徐中約著《中國近代史:1600-2000中國的奮斗》,[美]芮瑪麗著《同治中興》,[美]何偉亞著《懷柔遠人:馬戛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