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祖父共同生活的三十年中，我曾經(jīng)千百次地聆聽他老人家講述五四運動的經(jīng)歷，曾經(jīng)有幸見過他五四運動戰(zhàn)友的風采。今天，我講述幾件關(guān)于祖父的故事，講述我心目當中的祖父。

　　1919年5月3日的深夜，北京大學西齋宿舍的窗戶里仍跳躍著微弱的燭光。燭光下，祖父把他僅有的一床白色床單撕成一條一條的，用來書寫標語，為第二天的游行做準備。

　　祖父曾告訴我，1916年3月，他的父親突然病故，他失去了生活來源，無法繼續(xù)在北大讀書。幸有蔡元培校長援之以手，給了他一份課余翻譯《蒙古史》的工作，每個月有十塊大洋的收入，他的學業(yè)才得以繼續(xù)。對于那些富豪出身的同學來說，這十塊大洋僅夠他們應付一兩天的開銷，而對于祖父來說，這十塊大洋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祖父常常在校門外面簡陋的飯鋪里面與工人一起吃火燒、素面，每個月節(jié)省五塊大洋寄給他的母親。祖父說，他只有一條床單，睡覺時一半用來鋪一半來蓋。為了救國，他可以舍棄自己的一切。

　　1919年5月4日中午，全市大學和中學的三千余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集會。大會宣讀了同學們委托我祖父起草的《北京學生天安門大會宣言》。他在宣言中吶喊：山東亡，是中國亡矣！我國同胞處其大地，有此河山，豈能目睹此強暴之欺凌我，壓迫我，奴隸我，牛馬我，而不作萬死一生之呼救乎？集會后，他們列隊來到東交民巷，準備向外國駐華使館遞交《陳詞》。但是，同學們被中外軍警阻擋在使館區(qū)以外，交涉了兩個多小時，仍無法進入。

　　后來，大家推舉我祖父等四名學生作為代表向美國使館遞交了《陳詞》。面對中國人不能進入中國土地的現(xiàn)實，同學們義憤填膺。大家決定到位于東單牌樓附近的交通總長曹汝霖家找賣國賊算賬。來到曹宅，看到大門緊閉，一些同學搭人梯鉆窗進入曹宅。他們打開大門，同學們一擁而入。同學們看到曹宅奢華的陳設(shè)十分氣憤，用火柴點燃了曹汝霖臥室的羅帳，趙家樓之火熊熊燃起。

　　不久，大批軍警蜂擁而至，同學們知道闖禍，紛紛逃離現(xiàn)場。祖父招呼大家集合起來，排隊一起走，以為這樣軍警也奈何他們不得。但是，當時秩序混亂，沒有人聽他的指揮。祖父與幾名走在后面的同學被軍警逮捕了。軍警把他與易克嶷同學分別綁在一輛獨輪手推車的兩邊，將他們推到京師警察廳關(guān)押起來。

　　祖父第一次被這樣非人地對待。他說在家鄉(xiāng)時，農(nóng)民把自己家里養(yǎng)的豬送到集市上去賣時，就是這樣推去的。他認為他們會被槍斃，于是相互鼓勵說，二十年后又是一條好漢。

　　五四運動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對于五四運動的結(jié)果，祖父并不滿意。1919年8月29日，他在致曾琦的信中說：這回運動，好時機，好事業(yè)，未從根本上著手去做，致無多大的印象于社會，甚為咎心。個人的學識不足，修養(yǎng)不到，以后當拼命從此處下手。1920年2月15日，祖父登上法國郵船“博爾多斯”號，走上了勤工儉學、學習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道路。

　　祖父告訴我，五四運動時期，他負責編輯的《國民》雜志曾以連載的形式刊登了李澤彰同學所譯《共產(chǎn)黨宣言》。胡適先生看到后問李：“你快畢業(yè)了，翻譯《共產(chǎn)黨宣言》你將來還做不做事？”李聞聽后即停止發(fā)表《共產(chǎn)黨宣言》。1957年初夏的一個傍晚，一家人坐在院子里乘涼，祖父回首往事，把他在五四運動中的經(jīng)歷給大家又講述了一遍。這一次，我的姑父鄧稼先忍不住問他的岳父，您在蔡校長的幫助下好不容易讀完了北大，還有兩個月就畢業(yè)了。您這么干，就不為自己的前途著想嗎？祖父脫口而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一年后，鄧稼先受命擔任負責國家原子彈工程的二機部九院理論部主任，獻身國防工業(yè)，英年早逝。他的一生無愧于五四精神。

-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