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qū)⑼魰煹某u手法歸為4類:
一是“攪拌式”:將他人的話與自己的話攪拌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者將他人論述的次序做些調(diào)整,便作為自己的話登場;
二是“組裝式”:將別人書中不同場合說的話,組合在一起。一段話中,這幾句剽自這一頁,另幾句襲自離得很遠的一頁,然后作為自己的話示人;
三是“掩耳盜鈴式”:將別人的話原原本本地抄下來,或者抄錄時稍做文字上的調(diào)整,沒有冒號、沒有引號,但做一個注釋,讓讀者“參見”某某書;
四是“老老實實式”:一字不差地將別人的話抄下來,不攪拌、不組裝、不讓讀者“參見”。王彬彬說:“這是最老實的一種剽襲方式。其他幾種方式,一旦被發(fā)現(xiàn),或許還可強作辯解。這第四種方式,可是毫無辯解余地,只得老老實實承認!
王彬彬說,在具體的抄襲過程中,有時是幾種方式結(jié)合起來的。王彬彬從《反抗絕望》中摘取了12段文字,并與5部他人著作中的表述一一對照,以證明汪暉如何剽竊前人研究成果。
王彬彬比對“抄襲”摘錄
●汪暉《反抗絕望》:魯迅的著作是將一種文化中所包含的技術(shù)結(jié)構(gòu)、價值和精神狀態(tài)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種文化的文獻記載。這種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內(nèi)容:變更需要、變更榜樣、變更思想、變更理由。(第68頁)
勒文森《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梁啟超的著作是將一種文化中所包含的技術(shù)、結(jié)構(gòu)、價值和精神狀態(tài)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種文化的文獻記載。這種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內(nèi)容:變更需要、變更榜樣、變更思想、變更理由。
王彬彬評論:讀者應(yīng)該已經(jīng)笑起來了!汪暉只把勒文森的“梁啟超”換成“魯迅”,其他“幾乎”是原原本本地抄錄勒文森?梢哉f汪暉非常過分地借助了勒文森的這本書。這里的“過分”不僅指他在具體場合對勒文森的剽襲,更表現(xiàn)在常常無視魯迅與梁啟超的區(qū)別,把勒文森分析梁啟超的理論框架簡單地套用于對魯迅的觀察。魯迅與梁啟超當(dāng)然有相似之處,但也有著不容忽視的巨大差別。
●汪暉《反抗絕望》:那么,康、梁、譚、嚴等后期改良派開始產(chǎn)生了一整套的資產(chǎn)階級性質(zhì)的社會政治理論和哲學(xué)觀點作為變法思想的鞏固的理論基礎(chǔ),顯示了對“傳統(tǒng)”的更為徹底的批判和對西方社會文化的更為徹底的肯定。(第60頁)
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應(yīng)該充分估計到,開始產(chǎn)生了一整套的資產(chǎn)階級性質(zhì)的社會政治理論和哲學(xué)觀點作為變法思想的鞏固的理論基礎(chǔ),是這一階段改良派思想最重要的發(fā)展和最卓著的成就。
王彬彬評論:這么長的、多少有些拗口的一句話,核心部分汪、李一字不差。當(dāng)然,次序稍微有些變動。
●汪暉《反抗絕望》:追求民族的獨立與平等的意識深藏于魯迅日本時期的文化理論中。(第70頁)
勒文森《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如果說追求中國與西方平等的觀念深藏于梁啟超的思想中,那么它也會深藏于每一個近代中國人的——從最保守的到最激進的——文化理論中。
王彬彬評論:最讓人反感的,是攪拌、組合、拼湊等手段一齊用,是“偷意”而在字句上盡量不留痕跡。這種方式的剽襲在《反抗絕望》中是更嚴重地存在著的。
據(jù)《京華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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