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部分全國人大代表分別視察了廣東省和廣州市的住房保障情況。廣州市國土房管局局長謝曉丹向人大代表匯報時表示，廣州住房貨幣補貼標準不能滿足干部職工需要，下一步將公務員住房貨幣補貼提至月工資的18%。“再加上12%的公積金，基本可買得起房了”。對于方案何時出臺、是否進行聽證，謝曉丹并未透露。( 12月17日 《新快報》)

　　我們只需瀏覽一下17日這天各大網(wǎng)站的網(wǎng)友跟帖，便知道他們的心情很糟糕。原本受每況愈下的經濟狀況的擠兌，卻讀到廣州公務員房貼上升的新聞，這不能不讓網(wǎng)友郁郁寡歡。顯然，在對待這次波及全球的經濟寒潮的應對策略上，我們的一些公仆顯得缺乏遠識。或許是囿于平時的既定思維，或許是出于一種對利益的本能呵護，掌控著公共稅款者卻首先將注意力從大多數(shù)正處經濟困境的中小企業(yè)職工身上轉移到自身。

　　經濟寒潮讓不少非壟斷資源企業(yè)經濟指標明顯下滑，讓企業(yè)被迫面對大幅裁員與降薪難題。別遑論企業(yè)職工能獲得一筆不菲的房貼去與高房價抗爭，就是能保住正日漸干癟的工資袋，每月能按時足額拿到薪水，都逐漸成為一種奢望，也是他們悶在胸口上的一份擔心；而公務員卻還有底氣和理由言說加薪與漲津貼、房貼。顯然，一些公仆這種對待民生困難的認識是單向的。

　　和舟共濟渡過經濟難關，不僅要百姓去渡，公仆更應帶頭去渡，并且應該渡在前頭。我們來看國門之外的公仆是如何激勵國民共渡難關的，新加坡計劃在2009年將政府官員的薪酬降低19%，其總理降薪50萬美元；而韓國總統(tǒng)李明博擬“裸捐”來帶動官員關心低收入者，他15日稱，將把300億私產捐給困難人群,而將自己變成 “楊白勞”。

　　這樣說，并非要公務員也學李明博的“楊白勞精神”，那是不現(xiàn)實的，畢竟我國的大多數(shù)基層特別是中西部偏遠山鄉(xiāng)的基層干部，他們的收入不高。但僅需橫向比較，我們便能得出公務員的收入水平比大多數(shù)百姓高的結論。在醫(yī)療、住房、退休等福利保障方面，公務員具有一定的優(yōu)勢。這勿需論證，僅從一年年以幾何數(shù)字上升的“公考”人數(shù)便可窺就里。為此，筆者建議廣州給公務員提高房貼之舉宜緩行。(黎學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