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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當前這場關于房價的爭論,活像30年前在北京擠公共汽車:沒擠上去的大叫“別走”,擠上去的馬上高呼“關門”。這樣能創(chuàng)造社會和諧嗎?
最近,某房地產(chǎn)大鱷的高房價是“控制人口素質的門檻”的言論,引起一陣社會的公憤。我要感謝這位先生把房價和人口素質的問題提出來。因為稍微進行一些研究就能得出結論:高房價會降低中國人口的素質,傷害中國的國際競爭力。過去幾十年,中國經(jīng)濟起飛最大的一個優(yōu)勢就是得天獨厚的人力資源。如果從進一步開發(fā)這一充沛的資源的角度看,降低房價乃是當務之急!
城市的門票
高房價“門檻”說可謂一語中的。房價確實就是“城市的門票”。要知道,自古以來,城市是人類文明的動力。古希臘羅馬的文明是城市文明,意大利文藝復興的先決條件是其城市的繁榮,日后的啟蒙主義也是以城市為中心,現(xiàn)代社會的科學技術的繁盛,更靠城市的創(chuàng)造力。城市經(jīng)濟資源集中,人口密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充分。人的聰明才智,在城市的環(huán)境中發(fā)揮得最充分,進步也最快。也怪不得,在許多社會學家的眼中,城市化水平和現(xiàn)代化水平幾乎是同步的。
高房價提高了“城市門票”的價格,提高了城市準入的門檻,把大量本來能夠進入城市發(fā)揮其才智、提高自身素質的人排斥在外。這樣的結果,到底是人口素質的提高還是降低呢?
我們不妨引經(jīng)據(jù)典地把道理說得更復雜些,免得被人說為沒理性、沒文化。這位先生的意思大概是:高房價提高城市的準入門檻,使得只有素質最高的人才能進來。這樣雖然犧牲了那些被排斥在外的人口的素質,但保證了城市人口本身的素質。
可惜,即使從這個角度說,高房價不僅會降低整個人口的素質,更會降低城市人口的素質。這里我不妨引用已故哈佛大學心理學家Richard J. Herrrnstein和美國企業(yè)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著名學者Charles Murray的名著《鐘曲線:美國生活中的智商與階級結構》來進行討論。
需要注意的是,兩位學者在美國都屬于保守派陣營,反對劫富濟貧的福利國家,甚至被指責為對弱勢過于冷酷。比如Charles Murray就一直堅持認為:現(xiàn)在大學生太多,許多人根本沒有讀大學的素質,他們命中注定要干體力勞動,把勞力者通過慷慨的國家福利(比如獎學金等)變成勞心者,是浪費社會資源。也正是如此,該書出版后,作者幾乎也成了在美國公眾“最想打的人”,乃至出去講演頻頻遭到抗議,甚至有暴力的肢體沖突,不得不要警察保護。
這一名著,因為是建立在嚴格的心理學研究的基礎上,出版十幾年來雖然爭議不休,其學術價值仍不可否認。特別是最近幾年Charles Murray頻頻根據(jù)他們的研究成果在社會政策上進行演繹,很值得我們關注。
他們研究的是人最重要的素質之一:智商。其結論是,智商是天生的,和家庭背景、階層、甚至教育程度都沒有關系。當然,教育會給人許多技能,但無法把一個笨人變聰明。比如智商是100(即人口的平均水平)的人經(jīng)過嚴格的訓練,可以比一個智商高達140卻從來沒有讀過書的人更勝任許多工作,但那不過是因為后者沒有機會而已。一旦有了機會,后者就會輕易地后來居上。另外,高智商和低智商在人口中的分布,長期以來基本是固定的。也就是說,如今人口中智商最高的百分之一,和兩百年前相應的百分之一人口一樣聰明。
基于此,Charles Murray特別強調:社會因為覺得高智商的人反正都會成功,于是就集中資源對低智商的人進行傾斜性的教育投資。這違反了基本的市場邏輯。這就好比你放著好礦不開采,偏找最貧瘠的礦一樣。在聰明人身上投1塊錢,可以產(chǎn)生1000塊錢的效益,而在笨人身上投1塊錢,能撈回本兒就不錯了。所以,從整個社會效益的角度講,國家除了必須履行對每個人義務教育之外,要因材施教、合理分配資源,讓智商高的上大學,訓練智商低的從事體力勞動。比起“不給窮人蓋房”來,Charles Murray的“不給笨人辦大學”的理論同樣驚世駭俗。
門外的聰明人
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套保守主義理論,最終支持了許多自由派的劫富濟貧的政策。因為智商和階層沒有關系,有錢的人未必智商高。在過去那種完全沒有福利的社會中,教育資源全被富人壟斷,雖然偶爾出了個卡內基這等從童工而變成世界首富的奇跡,但總體來說,大部分人口沒有和富人平等的競爭機會。
結果,富人在小圈子里近親繁殖,智力越來越低。你能不能坐在華爾街大銀行高級經(jīng)理的寶座上,關鍵還看你是誰的兒子。但是,一旦扶助弱勢的社會政策施行,窮鄉(xiāng)僻壤中高智商的孩子就可能拿諾獎、到高盛當總裁。這自然也會把許多富家子弟擠掉?傊,精英社會的準入門檻越低,精英群體本身的智商就會越高。
Charles Murray還舉例說,美國的一流大學,過去就那么幾家,學生很少,現(xiàn)在則人數(shù)擴張了不知多少倍。這種普及的結果,是使過去服務于人口百分之一的精英的大學,服務于百分之十的精英,按說會沖淡這些大學的學生智商水平。
但令人驚異的是,現(xiàn)在這占人口百分之十的名校學生的智商,竟然比過去同樣學校中占人口百分之一的精英學生的智商還高!為什么?因為大量的獎學金,使許多窮人進大學的“門票”便宜了,甚至“免票”了。過去的富家子弟(白人男生),兩個中就有一個可以進哈佛。現(xiàn)在呢?哈佛的學生確實多了。但是,男的,女的,黑的,白的,富的,窮的,美國的,外國的,甚至非法移民,都可以來競爭。二里挑一變成了至少十里挑一。這樣挑出來的學生智商能不高嗎?
城市就是現(xiàn)代文明中的一所大學。城市人靠著既有的財富,把“門檻”提高,最后也只能“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矮子里面拔將軍”。這樣素質能提高嗎?
我1979年高考,是北京文科類前15名,這大概是我一生最大的“優(yōu)勝紀錄”,現(xiàn)在想起來都飄飄然,當時更是洋洋自得了。可是進了北大一看就傻眼了:同屋從農村來的同學,家里連電燈都沒有,上學宿舍燒煤差點被煤氣熏死。我則住在北京,掌握著當時海淀區(qū)最先進的復習資料。要是成千上萬像我同屋那樣的農村孩子有機會住在北京讀書,我還排得上前15名嗎?
看當前這場關于房價的爭論,活像30年前在北京擠公共汽車:沒擠上去的大叫“別走”,擠上去的馬上高呼“關門”。這樣能創(chuàng)造社會和諧嗎?真正的“和諧社會”,還是要多一些公共汽車,并把車票降低一些。
未來幾十年,幾億農民將進城。根據(jù)《鐘曲線》的智商理論,他們中最聰明的百分之一,和城里最聰明的百分之一在智商上完全平起平坐。當他們進城后,城里十里挑一的聰明人,就趕得上原來二十里挑一的聰明人。把這幾億豐富的“腦礦”鎖在城外,用提高“門檻”“控制人口素質”,這樣控制出來的,只能是變相的弱智。(作者為薩?舜髮W知名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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