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證駕駛、醉酒駕車、肇事逃逸，孫偉銘究竟應該定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還是交通肇事罪？去年12月14日，在成都醉酒駕車造成4死1傷慘禍的孫偉銘給法官出的這道難題，一直讓全國刑法界的專家和關注此案的普通老百姓爭論不休。日前，這一答案終于水落石出。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判處孫偉銘死刑，剝奪政治權(quán)利終身。

　　成都市中級法院一審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醉酒駕車造成4死1傷慘禍的孫偉銘死刑,在網(wǎng)上引發(fā)爭論，有的網(wǎng)友認為孫偉銘是罪有應得，有的則認為法院判決過重。作為國內(nèi)法院首樁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對交通肇事者判處死刑的案件，成都中院對孫偉銘案的判決引發(fā)爭議在所難免。但是正如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洪道德教授所指出的，孫偉銘的交通肇事行為不但產(chǎn)生了極其嚴重的后果，而且存在醉酒駕車、肇事逃逸和無證駕駛等惡劣情節(jié)，所以法院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對其定罪是有法律依據(jù)的。筆者以為，盡管法院嚴懲孫偉銘是否需要施以極刑并非不值得爭議，但是法院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從重懲處孫偉銘卻具有顯明的現(xiàn)實必要性。

　　筆者之所以認為有必要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嚴懲造成嚴重后果且具有諸多惡劣情節(jié)的孫偉銘，是基于對于犯罪嫌疑人與受害者及其他人利益與公共利益關系的總體把握。需要看到的是，孫偉銘的行為不但對受害者及其家屬利益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害，而且任何其他人都是其行為的潛在利益受損者，如果司法機關不從維護公共安全的角度出發(fā)對孫偉銘施以嚴懲，則在其他部分人身上可能出現(xiàn)的類似惡劣行徑就可能會得到縱容，這樣也就難以對以后可能發(fā)生的類似惡劣行徑發(fā)揮有力的遏制作用，也就可能還會有其他人成為類似惡劣肇事行為的受害者，公眾的安全感也會因此而降低，公共安全就將會面臨更大的威脅、遭受更大的危害。從這個意義上說，法院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嚴懲孫偉銘，具有在更大程度上遏制類似危害公共安全行為發(fā)生，在更大程度上使他人利益與公共安全得到保護的重要現(xiàn)實意義。

　　任何人的利益要能得到切實維護，都離不開其他公民對其利益的尊重，而公民對于彼此利益的相互尊重，需要以法律作出規(guī)定與對侵犯利益行為作出懲罰為條件。也就是說，唯有法律對侵犯他人利益行為施以必要制裁，才會有公民利益得到維護可言。而對于交通肇事這樣可能產(chǎn)生剝奪他人生命權(quán)利嚴重后果的行為，尤其是對于其中具有諸如醉酒駕車、肇事逃逸和無證駕駛等惡劣情節(jié)的交通肇事行為來說，就更是非施以嚴厲制裁不能使公民生命權(quán)利得到維護。唯有對交通肇事行為尤其是對其中具有諸多惡劣情節(jié)的交通肇事行為施以嚴懲，才能對該類行為形成必要的威懾力，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此類行為的發(fā)生。與此同時，也唯有以嚴厲的法律制裁與懲罰作為后盾，才能在更大程度上表達和培育公眾對于他人生命健康權(quán)利的敬畏意識，從而在更大程度上約束人們的行為，使公共安全得到更為切實而有力的保障。(魏文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