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2時許，“文強案”二審公開開庭審理部分結束。在歷時約12個小時的法庭辯論中，文強被一審判處死刑是否量刑過重成為最大的爭辯焦點。

　　今天的法庭辯論中，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發(fā)表上訴意見及辯護意見合計用時約8.5個小時，其中，文強進行了約100分鐘的自我辯護。檢方發(fā)表出庭意見用時約3個小時。文強強奸罪部分的審理因涉及個人隱私，將于5月15日不公開審理，因此文強今天沒有發(fā)表外界極為關注的最后陳述。

　　辯方：文強罪不至死，應反對打擊受賄擴大化

　　文強的辯護律師楊礦生認為，文強有諸多從輕情節(jié)，一審量刑過重，“他罪不至死”。

　　楊礦生認為，文強的受賄金額與其他因受賄判處死刑的案例相比，數量較低；文強為他人牟利的比例小，多數受賄未為他人牟利；文強為他人牟利，都是正常利益，合乎規(guī)定，提供幫助都符合條件；對不合要求的請托都予以明確拒絕；受賄中，大部分與其職務無關；受賄未造成其他的嚴重后果，沒有因為受賄造成物質財產損失；所收錢財全部收回；文強還主動交待了大部分辦案機關未掌握的材料，在“雙規(guī)”期間，主動交待了受賄600多萬元，占受賄總額的 50%左右。

　　楊礦生表示，文強給重慶市公安隊伍建設和司法機關的公信力未達到造成“極大損害”的程度：文強收下屬的錢財總額為200余萬元，在受賄總額中的比例較小，且公安局黨委提拔了幾百人，而文強幫忙的人較少；文強提拔調整的人都是按正規(guī)程序辦理的，他沒主動向其他黨委成員和政治部打招呼。

　　文強的另一位辯護律師宣東表示，本案一審存在不妥之處，在文字內容上有不夠準確的地方；同一個請托事項，在不同的受賄事實中都有表述。

　　他說，對受賄罪的定罪要準確，“應該反對打擊受賄擴大化”。

　　宣東認為，受賄分索取性和收取性，收取性如果沒有具體的請托事項，不能認定為受賄。而且該請托事項應該是現(xiàn)實的，不應該是將來可能發(fā)生的。

　　他說，比如，商人曾維才上世紀90年代就和文強熟識，送了7次錢，只有一個請托事項，應該具體分析，這1個請托事項是不是7次送錢共同的請托事項。

　　宣東分析文強的案件認為，其受賄分三種類型，一是人事干部問題，共20件，但都經過了政治部及局黨委的研究，符合正當程序；二是過問案件，但文強作為常務副局長，過問案件僅3起；三是關照相關單位，他要求公安部門加大經辦力度，并沒有大錯，公安部門出面協(xié)調房地產公司的工程電價，實際危害并不大，“根據目前的證據，看不出文強的行為，對公安隊伍建設產生了極大的危害。”宣東說。

　　宣東還希望，法庭對文強主動交待犯罪事實的情節(jié)給予相當的重視。

　　控方：文強的從輕情節(jié)不足以減輕刑罰

　　針對文強的量刑問題，公訴人表示，文強雖然有主動交待情節(jié)，但與其犯罪嚴重程度相比，不足以減輕刑罰。

　　他說，文強的犯罪行為符合死刑適用情節(jié)。自1996年至2009年的13年間，文強受賄140余次，涉及25個單位和個人，合計 1211萬元，在最瘋狂的2004年，受賄達390萬，“日進萬金”。文強收錢不論對象，下屬和犯罪分子的錢都收；不管金額，從1000元人民幣到25萬元美元，一律笑納；不管地點，辦公室和公眾場所都收。

　　公訴人認為，文強的犯罪行為，社會危害性極大，損害了執(zhí)法者的形象，破壞了執(zhí)法公信力，辜負了人民群眾對公安機關打擊犯罪的期待。

　　他舉例說，王天倫團伙強買強賣，壟斷市場，46人聯(lián)名向公安局舉報，文強收受賄賂后，阻撓正常的辦案程序，淪為罪惡的保護傘，致使被抓獲的被告人做出有罪供述后仍然被取保候審。

　　他透露，“黑幫頭目”王小軍也曾供述說，因為文強，自己對公安的印象很不好，“出了事可以花錢擺平”。

　　公訴人指出，文強的行為嚴重破壞了社會經濟秩序，他公然結交岳寧等人，進行權錢交易，甚至接受性服務，由人民衛(wèi)士淪為犯罪分子的保護傘。

　　他說，文強嚴重破壞公安隊伍建設，收受多名下屬的錢財，破壞了選拔的公正性，重慶市公安局禁毒總隊原副總隊長羅力曾供述，自己曾聽說和文強關系好的、送了錢的就可以得到提拔，提拔不是靠“德能勤績”，而是看是否向文強送錢。

　　此外，文強長期在政法部門擔任要職，卻在13年里執(zhí)法犯法，大肆斂財，為犯罪行為保駕護航，生活腐化到了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