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的許霆收到了一件新年禮物：廣東省高院裁定，廣州市中院關于其“盜竊金融機構(gòu)”的一審判決“事實不清，證據(jù)不足”，據(jù)此撤銷一審判決，發(fā)回重審。

　　在過去一兩個月，輿論對此案表達了近乎一邊倒的意見。廣東省高級法院法官在作出撤銷一審裁決的決策過程中，是否受到這一強大輿論壓力的影響，外界不得而知。如果宣稱省高院目前的判決是輿論的勝利，未免過于輕率。很有可能，省高院的法官本來就對此案有不同于一審法院的理解。按照司法程序，高級法院作為上訴法院，本來就負有審查一審法院裁決之合理性、合法性，矯正一審法院失誤、疏漏、錯誤的責任。

　　當然，上訴法院法官在進行司法決策的過程中，有極大的可能受到了輿論的影響。今天，報刊、電視、網(wǎng)絡等媒體無孔不入，中國的法官似乎也沒有自愿與世俗社會隔絕的職業(yè)精神。所以，高級法院法官幾乎不大可能未看相關輿論，幾乎不可能感受不到輿論所透露出來的法學界、民眾對一審判決的質(zhì)疑態(tài)度。

　　但是，即便上訴法院法官確實受到了輿論影響，似乎也并無太多可擔心之處。近年來，“媒體審判”、“輿論審判”成為一大引人注目的社會現(xiàn)象。很多案件剛剛發(fā)生，或者還在一審判決過程中，媒體就積極介入。并且，幾乎是毫無顧忌地傳達各方的意見，通常是反對、質(zhì)疑的意見居多數(shù)。

　　有些學者對此現(xiàn)象頗為擔心，認為這有可能損害法官的獨立性。生活于目前的制度體系中，法官們本來就缺乏獨立性，非常容易受到外部權(quán)力的干預，而不得不枉法斷案。金錢也在法院門口徘徊，薪俸不足以維持體面生活的一些法官，很難拒絕這種誘惑。如果在此之外，法官再受到強大的輿論干預，其獨立性就會更為嚴重地流失。

　　不過，這種擔心其實很難成立。目前圍繞司法活動形成的一波又一波輿論浪潮，與其說會損害法官的獨立性，毋寧說將是那些追求正義的法官的幫手，并且有助于推動法律人共同體的健全發(fā)育，從而構(gòu)建司法獨立的堅實基礎。

　　司法獨立、法官獨立不可能自己從天上掉下來，只能是整個社會、尤其是法律人共同體自覺努力的產(chǎn)物。法院相對于外部權(quán)力機構(gòu)不能獨立、法官在法院內(nèi)部不能獨立審理案件，這樣的格局是內(nèi)嵌于種種復雜的政治、行政、法律制度之中的，圍繞這一扭曲的格局活動著一個又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因而，盡管法學界早就呼吁司法獨立、法官獨立，一些有抱負的法官也在悄悄地作出努力，但這方面的進展并不很大。

　　另一方面，在中國，法律體制本身存在某種嚴重的失靈。法律要求法官充當法律的自動售貨機，嚴格適用法律。但是，法律本身又根本不可能適應社會、經(jīng)濟狀況的變化隨時修訂。結(jié)果，如許霆案所示，法官如果嚴格適用法條，很可能作出十分荒唐的判決。司法界雖然試圖改變這種現(xiàn)象，但終究難越雷池。

　　輿論的介入，則是一種有效的助推力量，有助于改變上述不合理狀態(tài)。通常情況下，輿論來自外部，有助于打破在審理案件的法院周圍、束縛著法院的復雜的利益格局。面對強大的輿論壓力，已經(jīng)伸出的權(quán)力之手，可能不得不硬生生地縮回；在法院門口徘徊的金錢的價值也可能大幅貶值。在輿論壓力下，缺乏司法職業(yè)倫理的法官不得不強打精神；具有正義抱負的法官，則可以相對大膽地秉持良心，作出正義而合理的判決。

　　輿論也可能因為判決的不合理，對法律制度本身進行反思。本案及類似不合理的案件清楚暴露了法律制度的不合理。可能正是輿論圍繞著這些案件的批評、呼吁，促成最高法院建立了指導性案例制度，這有助于矯正目前法律制度的僵化。甚至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案件的復核權(quán)，恐怕也與媒體圍繞諸多死刑案件發(fā)起的輿論風暴有密切關系。

　　當然，輿論不可能是正義的化身，評論家們的看法可能是激情多于理性，民眾的常識有時也可能不合乎法治原則，甚至專家也可能言不及義。但是，在當下中國可能具有影響的各種力量中，輿論與正義恐怕是最親和的，輿論也傳達了在具體案件中恢復正義的途徑。對于具有正義抱負的法官來說，輿論提供了一種激勵，作出司法決策也有一些參考數(shù)據(jù)。同時，在相關爭論中，法學專家、律師與法官也有機會進行某種不見面的對話，這對于法律人共同體的發(fā)育是有益的。

　　總之，中國的司法制度遠沒有到合理的地步，法官最大的困擾是權(quán)力的控制與金錢的誘惑。輿論不僅可以幫助司法界反思個別案件的合理性，更能夠推動司法體制向正確的方向轉(zhuǎn)軌。看似干預的輿論審判，其實有助于法院、法官擴展獨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