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許多臺灣學者來說，幾乎有著相似的一條人生“路線圖”：先在臺灣本地上大學，然后到美國留學并在當地工作，多年之后回到臺灣。如今，在這條“路線圖”上，許多臺灣學者還加了一個目的地：大陸。

　　朱家祥也一樣，在獲得臺灣東吳大學經濟學學士、臺灣大學經濟學碩士后，他赴美國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攻讀經濟學博士，拿到學位后就留在美國工作。在美國呆了18年后，他又回到母校臺灣大學任教。2006年6月，朱家祥又一次做出人生的重大選擇：離開臺灣，西進大陸，到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擔任全職教授。

　　他為什么選擇到大陸教書？有著豐富執(zhí)教經驗的他對兩岸學生有什么獨特的看法？對于他所專長的計量經濟學及其在中國大陸經濟發(fā)展中的作用，他又有什么樣的看法？就這些話題，本報記者專訪了對大陸經濟發(fā)展充滿好奇心的朱家祥教授。

　　新環(huán)境讓人很振奮

　　記者：您與許多臺灣知名教授一樣，當年放棄了美國的優(yōu)越生活回到臺灣，但之后又選擇來大陸，您為什么做出這樣的選擇？

　　朱：這是一個新的環(huán)境，一個新環(huán)境總給人很振奮的感覺。我在美國求學、工作總共18年后回到臺灣，這中間有諸多因素，其中一個原因是當你在一個環(huán)境呆得太久，容易腐化，所以我離開美國，回到臺灣。我從來沒有想過老死在美國，終究還是要回到臺灣來，但在臺灣那個環(huán)境過得太久了，也腐化了，所以有機會到大陸來，我就來了，一個新的環(huán)境讓我喜歡。

　　記者：您不斷地換環(huán)境，是為了開闊視野還是為了您的研究？

　　朱：這兩者都有。大陸正處在崛起時期，能夠身臨其境當然不容錯過，崛起現象在學術上有很多可以研究的地方，西方經濟發(fā)展理論并不能很好解釋大陸崛起的現象。

　　西方理論與大陸實踐的矛盾現象值得探討

　　記者：許多學者說，大陸經濟發(fā)展非常迅速，對于經濟學家來說是一個研究的范例，對于您來說，大陸提供了一個什么樣的空間？

　　朱：從經濟學來講，大陸的主要思想來源地還是在西方，但是西方經濟理論很大一部分不適合大陸，這就產生了學術理論或想法與實際狀況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已經發(fā)生了，而且擺在我們面前。比如西方經濟學通常說，一個國家的經濟要發(fā)展，首先要做到金融市場的自由化，如果金融市場不自由化，經濟發(fā)展就跟不上，但是我們看到，大陸的金融市場還沒有自由化，經濟卻發(fā)展得很好，現象和說法就產生了矛盾，這就是一個很值得去探討的領域。所以來到大陸之后，對于大陸產生的很多現象，我懷著高度的好奇心。

　　記者：您到大陸這一年多來，與大陸學者同仁在觀念或者研究方法上有區(qū)別嗎？

　　朱：這倒沒有。我所在的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清一色都是海歸，受到的學術訓練、思考方向基本相同，包括做學問的態(tài)度，看法都是相同的。海歸的人很看重學術的公正性，我們這個中心對不負責任、抄襲、學術上的邪惡，是絕不允許的，這是我們做學問的基礎，是絕不會改變的，雖然有時對同一個問題會有不同看法，但不代表我們會有沖突。

　　記者：不同背景帶來不同看法，這種互補性是不是讓您對同一問題會有更深刻的了解？

　　朱：那當然，尤其是今天的學術專業(yè)性非常強，一個學宏觀的，一個學微觀的，一個學計量的，看同一個問題的角度都不一樣，會形成不同學科理念的互動，這對于了解一個問題是非常重要的。

　　大陸學生像海綿，更好教

　　記者：您的課在北大很受學生歡迎，對于兩岸的學生，您覺得有什么差異嗎？

　　朱：兩個地域的學生處在不同大環(huán)境之下，臺灣學生的自主性比較強，他們有多元的目標，大陸學生潮流性比較強，目標比較有限，可將來大陸學生也會慢慢增強自主性。當社會、經濟發(fā)展到了多元化、多樣化的時候，他們也會有多元目標的思考。所以是大環(huán)境影響了年輕人，并不是這些年輕人天生素質不一樣。

　　記者：相對來說，哪邊的學生好教些？

　　朱：(笑)當然大陸學生好教，他們就像一塊海綿，碰到什么東西都要吸收，他們孜孜不倦地朝著有限的目標前進。比如說大陸的年輕人，在校大學生，第一個目標是要出國留學，第二要到外企工作，第三想要自己創(chuàng)業(yè)，不管選擇哪一個，只能在那個上面非常地勤奮，才能達成目標。大陸學生的目標性很強，為了達成那個目標，他們盡可能地吸收所能達到的，所以我戲稱他們像一塊海綿，目的性非常非常強，比較好教。

　　每次都做正確決定是不可能的

　　記者：對于一般人來說，計量經濟學是很陌生的學科，您為什么會選擇它？

　　朱：我選擇計量經濟學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因為當初我到了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之后，學校里專業(yè)只有兩個強項，一個是微觀經濟學，另一個就是計量經濟學，我只能二選一，我認為計量經濟學在未來整個經濟學中是一個重要工具，所以就選擇了它。

　　我覺得經濟學比較像哲學，而計量經濟學又比較像科學，我始終認為哲學里面一定要有科學的成份，反過來說，科學里面一定要有哲學的成份。經濟學里一定要有科學的成份，否則它永遠只是哲學，不能解釋真正的實際現象。

　　記者：那您當初為什么說自己從事經濟學研究，成為一位計量經濟學家是 “一系列錯誤的累積”？

　　朱：(笑)我戲言是一系列錯誤的累積，是有含義的，是要告訴年輕一代，當你在做一項決定時，你的資訊永遠是不完全的，在這個當下，你永遠不知道做的是正確還是錯誤的選擇。換句話說，如果一個人在任何緊要的關頭，每次都要做出一個正確的決定，我認為那是不可能的，所謂一個決定的正確與否，要從后面來看，當你過了30年之后，再來看你做的選擇，如果覺得還可以，即使你當初做的決定是錯誤的，那也沒有什么。我認為現在的年輕人心理素質比較弱，其實選擇是沒有什么了不起的。

　　計量經濟學在大陸大有用處

　　記者：您認為計量經濟學在研究大陸經濟中有多大作用呢？

　　朱：可以起非常非常大的作用。相比其它學科的發(fā)展，計量經濟學在大陸發(fā)展緩慢。從計量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大陸現在還沒有一個可信的金融系統穩(wěn)定性指標，這個指標在政府決策上會起到重要參考作用，可是這個指標怎么構建出來，我們需要哪些變量來構建一個合理的指標，這是計量經濟學可以起到作用的地方。比如說經濟景氣的時候，穩(wěn)定性指標也到了一個亟須注意的狀態(tài)時，這個經濟景氣就可稱為過熱。一般人認為過熱是負面的名詞，其實穩(wěn)定性指標只要在可控范圍內，就不需要憂慮。計量經濟學在國家的經濟發(fā)展策略上是有作用的。另外，風險管理也需要計量經濟學的科學管理，如果有計量經濟學和統計學的專業(yè)人士來管理，風險投資才會到位。

　　記者：這也是您認為在大陸做研究的空間所在？

　　朱：對。西方經濟學與大陸實踐產生了很多矛盾，大陸宏觀經濟的改革曾經遭受了大多數西方學者的質疑，起初質疑數據的真實性，計量經濟學可以在這方面發(fā)揮作用；后來他們質疑制度的局限性，因為他們認為大陸有計劃經濟也有市場經濟，這種雙軌制是不可共存的，所以認為大陸的經濟制度有局限性；后來又質疑增長的持久性，他們認為這種高速度成長不可能持久，可他們說完之后，大陸的高度經濟成長已經持續(xù)了10年；現在又來質疑大陸的創(chuàng)新不足以及對環(huán)境的犧牲等。我認為創(chuàng)新需要一個擴散的過程，創(chuàng)新不足是比較抽象的看法。當然，中國領導人看到了環(huán)境事關未來子孫，于是有了綠色GDP的概念，這是非常好的現象。

　　大陸經濟成長還會持續(xù)20年

　　記者：作為一位經濟學家，您對大陸經濟的未來發(fā)展有怎樣的思考？

　　朱：未來幾年，奧運肯定會對大陸的經濟發(fā)展起到非常正面的作用，當奧運過后，大陸經濟發(fā)展是否會產生一個拐點？這恐怕不是一個單純的奧運因素能夠決定的�，F在我們看到物價上漲，這不是個別的，是一個全球性現象，物價上漲的背后有油價上漲因素。如果大陸采取一些措施抑制物價上漲，肯定要不斷提升利率，采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當然也會減緩經濟成長，但是與其他國家相比，相對來說還是來得高。

　　我認為，經濟成長不僅限于經濟因素，還有其他因素，其中社會安定極端重要，中國政府在“十一五”的時候已經意識到這些問題了，所以主題是和諧社會，這是經濟成長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能逐步邁向和諧社會的目標，我相信大陸的經濟成長還會持續(xù)20年。

　　導報記者 陳小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