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朱駿表態(tài)說目前沒拿到錢的五名球員中，有可能會在接下來的幾天中拿到年薪，但他同時也非常肯定地表態(tài)說，其中肯定有人會拿不到錢，“我們一切都是在按照合同辦事。 ”而對于目前的這種情況，幾名申花隊員也已經(jīng)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就算到最后打官司，獲勝的可能性也很小，玩合同，我們肯定玩不過他的。 ”

　　其實，這已經(jīng)不是朱駿第一次在合同上 “戰(zhàn)勝”球員和教練了，我們甚至可以說在這方面他就從來都沒有失敗過，史上還沒有哪怕一名球員能是他的對手。

　　張勇自認掉入“陷阱”

　　2005年年底，因為沒有收到附加合同中“沖甲成功獎金10萬”，張勇與當時的聯(lián)城俱樂部老板朱駿鬧出了很大的矛盾，當時朱駿的回答是，“這10萬塊獎金我們已經(jīng)發(fā)給你了。 ”原來，朱駿此前曾經(jīng)給隊員發(fā)過一筆1萬美元的獎金，張勇認為這是他參加比賽之后的贏球獎金，不屬于附加合同內(nèi)的沖甲成功獎金，但朱駿卻一口咬定說這就是那筆沖甲成功獎金 (稅后)，“我們的合同上寫得非常明確，比賽獎金一律為零，所以你領的錢就是沖甲獎金。 ”對于這一說法，張勇顯得有些莫名其妙，“這部分錢其它隊員都有，如果真是這樣，我的那份附加合同還有什么意義？ ”在雙方矛盾激化的時候，張勇甚至還和一些球員直接沖到俱樂部辦公室討薪，但朱駿的一句“一切按照合同辦事”就把他們堵了回去。

　　此后，上海市足協(xié)在得知了這一情況之后出面協(xié)調(diào)，但在了解情況之后，當時的足協(xié)秘書長盧申不得不對張勇說出了這樣一番話，“既然雙方都在工作合同中簽了字，也就意味著雙方對合同中規(guī)定的各項條款都予以認同，那就只能按照合同來執(zhí)行。 ”在盧申看來，之所以會出現(xiàn)這樣的爭議，跟球員缺乏自我保護意識和基本的法律常識不無關系：“作為球員，怎么可以在比賽獎金等敏感項目都是零的情況下就草率地簽字了呢？你這不是自動放棄了合法權益嗎？ ”

　　事后，張勇如此回憶自己與朱駿合作的經(jīng)歷，“直接了當?shù)卣f，從我兩年前決定回到上海聯(lián)城隊的那一刻起，就已經(jīng)掉進了朱駿的陷阱。 ”與張勇遭遇相同的還有卞軍，只不過他沒有鬧，而是考慮和他打官司。但在多方咨詢，得知獲勝可能性小之又小之后，只能作罷。

　　除了這兩人，祁宏和江津也曾經(jīng)吃過合同的啞巴虧，只不過他們當時都沒有聲張，記者也是在一年多之后才從他們嘴里了解到了情況，“數(shù)額么幾十萬，要么是要不回來了，打官司也打不過，只能算了。 ”

　　金貴打了一年“黑工”

　　不僅球員，就連申花隊的金牌教頭吳金貴也吃過合同方面的虧。 2008賽季，當吳金貴因為“身體原因”讓出主教練的寶座之后，朱駿并沒有和他結清合同中規(guī)定的主教練薪水(金額超過百萬)。吳金貴曾經(jīng)多次通過各種手段去聯(lián)絡朱駿，表態(tài)說大家應該坐下來好好討論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我打電話他不接，我發(fā)消息他不回，就是不理我了。下課之后好幾個月，我連他人都找不到，還怎么解決問題？ ”對于朱駿的這種做法，吳金貴表示說很不理解，“這么大的一個老板，怎么會這樣。 ”

　　當記者問他能不能按合同辦事，去打官司的時候，吳金貴的回答讓人有點哭笑不得，“我們交給足協(xié)的那份合同上金額很小的，金額大的是我們之間簽的另一份合同，這份合同足協(xié)也是沒有備份的。當時簽好那份合同之后，我應該是有一份正本的，但當時朱駿說要拿回公司蓋公章就拿走了，之后我好幾次問他要，他都說還沒最后弄好，讓我等等。當時球隊訓練、比賽也很緊張，我就忽略了這件事情，當時想他總不會賴賬的吧。所以說，直到我下課的時候，我手上都沒有那份合同，合同都沒有，這個官司怎么打？我這種估計也算是打‘黑工’的了。 ”

　　和當時的張勇一樣，吳金貴實際上也從一開始就走入了朱駿的 “陷阱”。

　　其實，換一個角度來說，之所以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也與職業(yè)球員和教練的法律意識淡薄有關，在簽合同的時候，雙方關系非常融洽，對于一些合同中的條款球員也不會進行非常深入的研究和考量，往往就是憑著和對方的良好關系或者信任簽字了事，但等到真的出問題之后往往只能吃啞巴虧，毫無辦法。當然了，這也與中國足協(xié)目前實行的很多不合理轉會制度有關系，俱樂部的過于強勢和球員的過于弱勢讓他們在簽合同的時候完全處于被動地位，甚至沒有選擇。

　　不管怎么說，只要這種情況繼續(xù)下去，那么中超俱樂部的老板們就依然能夠在 “合同大戰(zhàn)”中穩(wěn)居不敗之地。（陳海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