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自由亞洲電臺”評論文章稱，新疆佛教文化主要受到外來的印度-希臘犍陀羅佛教文化影響，印度佛教的建筑風格影響了中國的亭閣式建筑，從而試圖將新疆佛教“去中國化”。

　　而在莫爾寺考古成果如何解釋的問題上，出現(xiàn)了“漢傳佛教”和“印度佛教”之爭，恰恰就是這種“對立論”的體現(xiàn)。

　　前述媒體的文章觀點，對新疆宗教文化影響來源及其與中華文化關系的分析判斷并不客觀，甚至帶有誤導性的政治意圖，暴露出西方學者囿于歷史經(jīng)驗和文化認知的局限性。

　　其一，新疆佛教來源的多元性恰恰證明了新疆文化的“多元”，涵養(yǎng)這種“多元”的正是中華文化的“一體”。這種“多元”并非雜亂無章的“多元”，也不是簡單凸顯某種外來特定文化影響的“多元”，而是以“中華文化”為一體條件下的“多元”。上述觀點割裂理解新疆文化的“多元一體”，造成對新疆文化解釋上的片面化和扭曲。

　　從中華文明史的進程來看，“中國化”就是中華文化包容轉化的有機過程，無論是佛教、伊斯蘭教還是馬克思主義，都存在“中國化”過程。這一過程既是外來文化進入中國實踐的過程，也是中華文化吸收滋養(yǎng)的過程，其結果不是簡單的文化同化，而是文化間的互補升華，形成的是一種新的文化結構與形態(tài)，從而對中華文化的主體性進行豐富發(fā)展。

　　其二，作為“一體”的中華文化具有包容性。正因為這種包容性，才有了作為佛教中國化主要成果的“漢傳佛教”，這種包容性也在莫爾寺考古中得到確證。

　　從人類文明史觀點來看，中西方對待外來文化的立場和方法是存在較大差異的。西方文化基因存在過強的主體性和自我優(yōu)越感，有文明與野蠻的二分法，有東方主義的歧視性文化理論，有文明沖突論與文化戰(zhàn)爭論，有文化殖民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唯獨缺乏不同文化交流互鑒的歷史傳統(tǒng)和文明智慧。

　　中華文化的包容性體現(xiàn)了中國人對文化、民族與世界的哲學觀念與實踐方法。新疆歷來是多元文化薈萃、多種宗教并存的地區(qū)，佛教中國化、伊斯蘭教中國化這些“和而不同、多元一體”的經(jīng)驗可以為當今世界的民族宗教沖突提供借鑒。這里凸顯了中西文明根性差異。中華文化的包容性及其在新疆包括莫爾寺個案中的體現(xiàn)，證明的是中華民族共同體不同于西方民族國家的文化和政治原理。

　　其三，多元一體的新疆文化并不排斥、更不否定新疆佛教受到外來的“印度佛教”影響，但也絕不夸大這種影響。我們需要從佛教中國化的角度客觀評價印度佛教的影響，將這種影響納入中華文明與不同文明之間交流互鑒的范疇。

　　莫爾寺薈萃展現(xiàn)的多元文化要素——方形佛塔、“回”字形佛殿、漢傳佛教的大佛殿建筑……共同構成了多元融合的莫爾寺。莫爾寺本身就是中國化佛教“反哺”西域、修建漢傳佛寺的歷史見證。這些多元文化要素能夠長期和平交融，得益于中華文化的“一體”涵養(yǎng)。

　　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的生生不息就根源于這種多元一體及其創(chuàng)造反哺機制。也因此，從中華文明史來看，無論外來文化的具體影響路徑和方式如何，中華文化的多元一體格局從未改變，中華文化的主體性從未改變，文化交融的和平性、創(chuàng)造性與反哺性從未改變。而這種交融創(chuàng)造之后的文化反哺，構成了中華民族對人類和平發(fā)展作出獨特貢獻的文化機理。

　　其四，新疆文化的多元一體及中國化佛教的創(chuàng)造反哺，對佛教文化傳播與區(qū)域和平發(fā)展作出了積極貢獻。西方學者以僵化的印度佛教起源說和原生主義邏輯立論，夸大印度佛教的主導性影響，并不符合佛教全球化的歷史與佛教中國化的實際。

　　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涵養(yǎng)下，佛教義理、制度與社會功能得到了積極正面的發(fā)展，中國早就超越印度成為佛教徒數(shù)量最多的國家，也是佛教文化傳承的典范國家。

　　中華文化的包容性保障了新疆文化多元一體的歷史連續(xù)性，“漢傳佛教”成為佛教全球化傳播的重要載體和形態(tài)之一，而“印度佛教”在印度卻陷入了衰落并面臨著“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排斥，這種對比進一步證明了新疆文化多元一體的歷史性與合理性。

　　(作者簡介：田飛龍，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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